将其成果用来丰富城市规划学;另一方面

  定制案例     |      2024-04-03 14:59

  吴良镛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同时担任《城市规划》杂志主编。吴先生把个人抱负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让自己的事业拥有了时代意义和重要的价值。恰逢2021年是吴先生99周岁诞辰,本文从《城市规划》刊载过的54篇吴先生学术论文及会议发言中辑录了部分学术观点,虽然这些只言片语无法涵盖吴先生全部的学术思想,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他敏锐的思路和开阔的视野,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科学不倦的追求和对于事业无限的热爱。

  在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点中尽管条件不同,都必须牢牢建立节约用地的观点,这是二十多年来城市规划中最大的一个经验教训,特别在大中城市,更须争取合理的高密度……

  我们应当加强对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政策的研究,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技术各个方面探讨城市特有的发展规律,从而制定有关的政策。

  笼统地提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对必要的发展缺乏科学地预测,并不能‘扬大城市之长’,发挥大城市的优势,也不能有效地‘避大城市之短’,造成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拟定地区的规划,也就是说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拟定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城市规划》1982.1-2)

  看来还是重点把力量放在植树造林、普遍绿化方面为好,……多搞一些精心设计的简易建筑,草亭竹构,也能遮荫,何必一一雕梁画栋;木桩石凳也可小憩,总可聊胜于无。主要在于布置得当、位置合适、体形得宜。

  怎样处理好计划与规划的关系,……如何搞好土地的管理、开发与经营等,都要认真研究。要确定重点建筑物的审查制度,……群众参加规划的设计与管理也要逐步建立制度。

  对于一些必然有较大发展的历史名城,有计划地开拓新区,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并且有可能是有利旧城保护,促使新城完整发展的较为妥善的规划结构形态之一。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结构、旧城更新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1983.6)

  绍兴城表现了中国封建城市的一般特征:从单座建筑到总体规划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严密的组织结构的形成首先在于从规划布局时就平行地考虑了城市设计的多种因素。

  (从绍兴城的发展看历史上环境的创造与传统的环境观念,《城市规划》1985.2)

  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不仅要更积极地推动发挥城市的多种职能,还应落实在为人民创造一种良好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因此城市学科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可以说这是属于“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语)。

  中国已开始了机动车化。我们应当正视这种情况,……编制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交通规划。其中,一方面要建设完善的城市道路系统,另一方面要大规模发展公共交通。对于一些特大城市,还要积极进行地上、地下大容量的快速轨道交通的可行性研究。

  桂林之美,还不仅在山水之自然组合,更有城镇建筑群为之点缀。有了这些城镇村建筑群,风景更加人文化、山川城廓浑然一体。桂林城每一条街都以山峰为对景,漓江及杉湖、榕湖、濠塘水面环绕四周,把城市围成‘城岛’。桂林旧城还有城墙的存在,蜿蜒于山-水-城之间,使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勾勒出明确的边界,如果城市建筑是画,那么它就是画框。

  城市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慎于决策,需要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观察与思考,因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决策一经决定,是难于变更甚至不可逆转的(irreversible)……

  城市规划在发展中,近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规划学,并不能全然适应现代发展的要求,必须要有多学科参与研究,将其成果用来丰富城市规划学;另一方面,规划师要重视、研究、推行城市设计,把城市设计当作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从物质环境的改善加以全然解决的,但这并不能否定物质环境的改善,包括通过城市规划等各种手段,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生活居住环境,也可以解决一些与它相联系的社会问题,这也并不等于就是“物质环境决定论”,更不能因此就否定物质规划,这种逻辑上的颠倒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在当前大的变革中,把城市规划的职能冲淡了,甚至于忽略了创造良好城市环境的本职,而建设中仅为经济效益所左右,这就会重蹈本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混乱发展的老路,或出现已被我国过去几千年历史证明,降低规划要求带来的不良后果,还谈什么21世纪国际水平?

  “城市设计古已有之”,“中国具有城市设计的优秀传统,在古代城市规划与设计是同一回事”。在城市设计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是丰富多采的,我们应当自觉地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

  规划人员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认识,还需要大大地加强。规划人员要研究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要看到可能发生的、潜在的问题。

  多少年来传统学科纵向分化,越分越细,学科向孤立分割,研究整体的局部,或者限定条件地研究简单系统的方式,这些研究并非无意义,但如果仅仅如此,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的实际发展现状与学科发展的新要求,对此,从方法论来说,要自觉地从分析走向综合。城市规划工作者要运用综合方法,研究全局性、长远性、宏观方面的问题。

  西湖边上这一建设项目,反映了目前一些领导只讲眼前经济利益,迁就外商,急于求成,不顾城市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短期行为…为使历史形成的优秀的风景名城得以延续,我国城市和文化得以继承,同样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和专业上的良心,我们不得不再次吁请同志制止这一不文明,不负责任的行为。

  历史上的苏州就曾是区域开发、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园林相结合的佳例。新时代的建筑师、规划师在技术知识上就每一个分项可以说都超过苏州,但现在的城市无论从规划设计的质量和建筑艺术的效果,从整体上看能与苏州相比者绝无仅有,原因是缺乏整体思维与综合的再创造。具体说来,园林、城市规划、建筑等缺乏有机的结合。

  (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城市规划》1994.5)

  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中国特色,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宏观调控,而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的作用也正在于此,因此我们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而应该跨出行政界限,研究战略问题。

  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的专业属性,以及三峡工程所赋予的重大而内容繁多的建设任务和历史使命,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更广泛、全面和综合各个学科研究范围的位置和高度来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提出和建立人居环境学,就是为了实践这一目的。

  作为城市规划专业人员,首先应该在思想上树立为全体城市人民服务的思想,要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违反规划原则,昧着良心,投某些决策者个人所好,或者为了钱,而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理想主义是西方近代城市史的传统之一;规划不能丢掉这个传统与改革主义精神,丢掉了就会失去相当部分的前进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芒福德浩繁的理论体系中吸取营养。

  (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城市规划》1996.1)

  归根结底,我们探讨的21世纪发展目标,是要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城乡生活环境。亚里士多德古老的城市定义,也是人类最后的城市定义: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他们定居在那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规划工作者要逐步学会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等各方面专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共同合作,协调关系,进行各种有目的工作,以促成规划的实现。

  关于开展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建议,是基于国际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实际建设的需要而提出的。…研究的目的是要促使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建立;通过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思考,借助新技术的应用和融贯的综合研究,不断提高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人的预见性,优化人居环境建设的决策,提高建设质量,减少建设中的各种重复和浪费,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在未来的一般时期中, 中国经济将维持高增长的势头,城市建设的速度也在加快。这就更要强调规划,保证建设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因为一旦规划不周,处理不好,破坏的速度和规模往往也会加大,包括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破坏,甚至造成“重大的规划灾难”。

  目前北京的“控规”是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后一次机会,“控规”将是城市规划的最后一道防线。

  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观,亦即新世纪建筑事业发展的五项原则。总之,发展是“集科学、经济、社会和文化,即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而建筑事业和建筑学的发展则应当作为实施这项伟大任务的积极力量。

  避免大城市的弊端,不全在规模大小,关键在于使它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结构与科学的管理,而这常常必须根据大城市地区多方面的情况作综合的考虑。

  我们应该提高自觉性,对我们今天的规划注入理想——科学的理想,而不是妄想,并力求探索多种可能性,把它逐步变成现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科学方法,探索前进的道路,建设人居环境科学。

  …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梁先生等建筑界的仁人志士……他们是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伟大的建筑思想的启蒙者,是中国经过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难后能量的集聚者、释放者。在此历史意义上说,梁先生等人和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启蒙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

  有关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有关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定量研究和评价体系,以及人居环境的组织模式和空间形态等等,必然都将随着信息技术的综合发展与应用而发生重大转变。

  中西之学是相互促进,相互启发,相得益彰的。在此,我建议自觉地开展对本地域的历史地理、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尊、文化自强的精神。

  城市之间严峻的竞争事实启示我们,宜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上,自觉地构建“战略联盟”,协同发展,占据文化上的制高点,共同地将近域竞争引导到更高层面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去。在相当程度上讲,这取决于我们决策的水平与驾御转变的艺术。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我并不认为中国建筑师无此才能,而是失之于方向的不明确。

  过去,人们对城市地区理论并不理解,习惯于从地方自给自足地解决问题,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局限,本质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所谓的“诸侯经济”的反映…因此必须打破狭隘的行政地域观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反映在规划上就是要超越行政界限,打破“诸侯规划”,把规划纳入有利于城市地区发展的轨道。

  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 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从学术层面对规划体制进行初步思考,其最终效果如何,实有赖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或者说政治文明的发扬,特别是为了克服现阶段局限于地方、在任期内急于求成的做法,必须在体制上做艰苦的工作。

  旧城改造要从城市文明做起,城市文明不完全是保护文物的概念,城市文明首先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市民的文明直接反映了城市文明,要从各个方面综合提高城市文明,改造旧城。

  我们过去工作的缺陷是孤立地仅试图从规划研究问题,并且还把城市规划与农村居民点规划割裂开来,整体研究很少,加之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仍有扩大趋势,所形成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城市规划工作者不仅仅需要具有一般的文化常识,更需要具备高度的文化修养,高瞻远瞩地看到当前的动向和未来的发展,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予以创造发展。

  无论城市规划的教学还是城市研究的开展,就规划工作本身来说,核心之点在于综合的整体的思想。

  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多学科的复杂的体系,已不是一、两个专业的发展以及简单的学科交叉所能济事,也不要企图一个规划、一篇文章、一些小成就或某一种新的理论就能解决问题。从整体来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大跨度、多领域、复杂性的前沿学科。

  整体创造是维护文物环境的整体秩序,不是复旧,在具体设计上新的建筑仍然可以并且也需要创新。通过建设过程中的不断调节,有机更新,追求城市组成部分之间成长中的整体秩序。

  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体会到应强调将城市规划面对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视为“普通常识”,并要从“普通常识”提升为“平凡真理”,并努力推进达成“社会共识”。

  云浮遵循人居环境科学的指引,体现人居环境科学的精髓…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动态发展提供可检验的样本,为实践中解决规划建设实践问题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参考模式,同时也表明人居环境研究已经进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要对实践进行总结,从理论上进行提炼和升华。

  人居环境科学以人为核心,以民为本,我们要更多地从实际问题出发,摸索可能模式,可大可小,从区域、城市、社区到建筑都可以产生发光的例证,解决实际问题。

  人居环境科学并非高不可攀、玄而又玄的理论,而是普遍存在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普通常识”。经过化解和归纳, 充分认识“普通常识”的科学性规律, 便可以成为“平凡真理”, 进而又可成为“社会共识”,使使大众对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产生认同。同时,人居环境科学又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探索才可以实现的科学理论, 它要将“普通常识”、“平凡真理”、“社会共识”从一般感性上升为科学理性, 它渗透于各个学科的理论之中,融汇贯通成为一个大的学科体系,最终成为渗透于日常生活与建设活动中的“普世哲学”。因此, 人居环境与人人相关, 是普通人的科学,人居环境建设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但是面对的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各有特殊性,因而也可视为永远的“学术前沿”。

  当前,山地区域大规模、高速度、大尺度的城乡建设已与传统概念中的山地建设大为不同,需要从学术概念和规划方法上进行更新和创造。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进入新的阶段,逐步由沿海向内地延伸,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科学理论的储备,以免宝贵的山地资源遭到滥用和破坏。山地人居应当是人居环境科学一个创新的方向,在新的形势下,要在大尺度上创造出新的山地人居环境建设模式。

  (简论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为“第三届山地人居科学国际论坛”写,《城市规划》2012.10)

  这一篇“追忆”的文章花了许多笔墨, 目的在说明城市规划的前提或基本原则。(1) 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这是先决条件,这个纲领不能超前,就过度地超前了;规划也不能滞后, 否则建设走在前面, 规划就边缘化了,未起到指导、引导、督导的作用。(2) 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基本理论,学术思想是核心,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要有相应的发展变化。(3) 规划要有理想,但不是空想,要理想与实际统一,城市规划只能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当实际经济水平、生产力还未达到的情况下,依靠主观臆断是不行的。

  (对50年前编写《城乡规划》教学用书历史背景的追忆,《城市规划》2013.04)

  城市发展转型是时代的大趋势。最近一个阶段学术界讨论认为,科学本身也面临转型。与上个世纪相比,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经历了一种多重性、复杂性的变化;科学研究正在从经典科学走向复杂性科学。多个学科的思想交流,是人居环境科学一贯坚持的研究方法。要解决城镇化问题,就需要打破部门局限,全面统筹;需要有更高的战略视野,进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对现行规划体系观念和方法重新加以审视。由此看来,现行规划理论确有再探讨的必要;还有许多内在规律和现象,我们没能看得很清楚;还有相当的地方,受到现行陈规旧定的约束。我们需要选择社会发展需要的方面进行创新,以出色、创造性的理论和方法,引领未来的发展。

  面对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新常态”,仍然要回归基本原理,回归“以人为本”,以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实现人民安居乐业为根本目标,回归“整体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出发,寻找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这也都是人居环境科学的探索。

  人居环境关乎每个人的权利,创建美好的乡村人居环境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回顾历史,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世代的营造、积淀,逐渐形成了城乡和谐共生的区域空间整体,构成了今天城乡发展的基础,其历史经验也是值得今人挖掘的宝藏。

  就新区规划而言:第一要从大处着眼,明确大的前提,包括:水、土地、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等,要将白洋淀的治理作为新城规划建设的前提;第二,要研究现状城乡布局,分析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三,要遵循城市规划的科学原理,按照步骤,一步步来,这是无法跨越的,要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其中,城市设计当然至为重要,但是城市设计的开展不必过急,宜乎后期根据现实状况因地制宜地开展。第四,启动区的面积不宜过大,踏踏实实逐个把小片区做好;第五,要关注体制机制创新。

  1990年以来,我倡导人居科学。人居科学以人居环境为对象,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是应对国家战略、支撑“人民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重要科学。当前,在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过程中,要因势利导地发展人居科学。空间规划的对象是“空间”及其规划。这个“空间”是国土空间,同时也是人居空间,就像一个银币的两面。空间规划需要地球系统科学为基础,同时也离不开人居科学的支撑。建议在我国现有13个学科门类基础上,增设“人居科学”为第14个学科门类。

  我曾经在2013年撰写《明日之人居》一文,展望人居科学发展的未来,认为:“科学的发展要专注于时代的大潮,不失时机地在理论与实践上创新、推进,更上新的台阶。”这个判断在今天来看仍是相对正确的。城乡规划学是人居科学的核心学科之一,可以说当今的时代为城乡规划学科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具有巨大挑战性的契机,我们要肩负起创造优良人居环境的时代使命,拿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推动城乡规划学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我更加迫切地感受到,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高对城市工作的理论认识,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国家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好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的科学规律,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进一步统筹各部门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拧成一股绳,持续努力OB电竞app下载,共同为广大人民提供生产、生活、生态合理组织的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吴良镛, 1922年生于南京,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他成功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开展区域、城乡、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他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